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！公安部提示：返乡驾车要集中精力 切勿疲劳驾驶******

　　2023年春运启动以来，各地交通流量特别是主干公路流量大幅增长，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。近日，宁夏、云南、福建、安徽、重庆、陕西等地接连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。

　　1月9日7时40分许，一辆SUV在宁夏吴忠红寺堡区南环路，因驾驶人占用对向车道、强行超车，与对向一辆重型半挂车相撞，造成SUV上5人全部死亡。

　　1月10日21时25分许，一辆皮卡车在云南大理永平县境内一转弯路段，因超速行驶、驾驶人遇情况处置不当，撞击护栏后坠入江畔，造成车上4人全部死亡。

　　1月11日0时15分许，一辆小轿车在福建三明建宁县境内一转弯路段，因驾驶人夜间行车遇情况处置不当，驶出路外坠入河内，造成小轿车上3人全部死亡。

　　1月12日23时42分许，一辆重型仓栅式货车沿沪陕高速行驶至安徽六安境内时，因驾驶员遇雾天未降低车速、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，碰撞前方一辆小轿车、一辆重型半挂车及一名在应急车道预警的高速公路养护工作人员，造成4人死亡、4人受伤。

　　1月13日8时44分许，一辆大客车沿张南高速行驶至重庆彭水境内喇叭口隧道出口处时，因超速行驶、驾驶员操作不当，发生侧翻，造成大客车上3人当场死亡、1人抢救无效死亡，另有17人仍在医院救治、观察。

　　1月14日5时许，一辆面包车沿十天高速行驶至陕西安康境内时，因驾驶人疲劳驾驶，追尾前方一辆重型半挂车，造成面包车上4人死亡、2人受伤。经查，面包车事发前已长途行驶约30个小时。

　　当前正值节前返乡高峰，交通流量大。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，驾车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。要提前了解交通路况、天气预报，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，尽可能避开拥堵路段和雾天、雪天等恶劣天气时段，遇恶劣天气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、保持好车距。要谨慎评估自身健康状况，若身体出现不适，一定要暂缓驾车出行。驾车时要集中精力，不超速行驶，不分心驾驶，防止接打手机、捡拾物品等影响驾驶安全。遇拥堵缓行路段要依次排队通行，不要加塞抢行，避免因秩序混乱、刮擦增多加剧拥堵。驾乘车辆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，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，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，行车途中感到疲乏困倦要及时停车休息。

　　春节期间亲朋好友聚会，要时刻谨记“开车不喝酒、喝酒不开车”，切勿酒后驾驶。大客车、大货车等营运车辆驾驶员及运输企业不能只顾效益、忽视安全，不得超速、超载、超员、疲劳驾驶，严防造成群死群伤事故。

　　(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记者 李珺)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